作者：肯尼斯·克莱科内尔（Kenneth Cracknell，基督徒）
（原文载于：http://www.iskcon.com/icj/8_1/cracknel.html）

　　在过去十年中，宗教对话一直是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ISKCON，缩写音译“益世康”，以下同）发展中的一个积极特色。在本文中，肯尼斯·克莱科内尔作为这一对话的主要参与者，回顾了益世康与其它信仰间的关系史，特别是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他把我们从一个益世康与其它信仰相互猜忌的时代带到了现在的，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相互欣赏以及常常是加深双方各自信仰的时代。他探讨了涉及到从机构到个人，从神学到实践等领域中许多方方面面的问题和观点。
　　鉴于益世康近来对宗教对话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它正日益将其它信仰团体推到负起责任的地步。在理论方面，它最近出版了指导性声明“益世康与信神者的关系”，并期望得到对此的回应。益世康学术期刊“益世康通讯杂志”第七卷第2期刊登了其它宗教团体成员写的八篇重要评论文章。每篇都对宗教对话的本质进一步理论化做出了贡献。但是“对话指南”的出版并不是对话的开始。远不止此。在相对短的时期里，益世康已经在宗教对话方面获得了相当多的实践经验。新指南最确实地反映了益世康在这个领域中积极、一心一意的参与。作为一名观察益世康生活和发展的基督徒和经常参与对话的人，我要向所有参与这项活动的人致敬。
　　当然，也并不总是如此。所以，我有意用了“相对短的时期中”。仅仅在十年前，一位一直关注益世康与其它宗教关系的奉献者就感觉到，基督教与益世康之间真正对话的机会微乎其微。他特别提到的是，由于没有神职人员的正式交流，缺少人道主义机构的合作，没有针对现代道德和政治问题的联合声明，也就谈不上有任何正式赞助的宗教对话会议和座谈会。他写到：“确实曾经有过评论、评估、建设性和非建设性的批评、反应、指责和证言。但几乎没有严肃的、耐心的、面对面的、灵对灵的对话。”基督教一方所出现的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也许最明显的是在益世康成立早期时所受到的猜忌。
　　尽管益世康作为伟大的印度奉爱运动的一部分，具有悠久、光荣的历史传承，特别是可以追溯到孟加拉宗教改革家采坦亚·玛哈帕布(1486-1534)的外士那瓦传承，但好的时候，被当作“新兴宗教运动”，坏的时候则被当作“邪教”。后者的含义有洗脑、强迫拘禁、异类信仰体系、夸大狂领袖，以及导致自我风格的“解程序者”险恶活动的出现。反邪教组织一度引起了欧美政治家的注意，并对新兴宗教团体，无论哪种，都进行了限制，尽管还没有禁止。不幸的是，对西方来说，益世康创办人A.C.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1896-
1977)刚好赶上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爆发的反邪教活动。新奉献者身着印度服装，引来不少轻蔑的目光。在这种特殊的气氛没有改变之前，与益世康的对话是不可能发生的。
　　直到约1984年至1986年期间，这种对话才得以开始。从欧洲的观点看，在对益世康的评价上，1984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年，反邪教运动说服一个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英国议员，抛出一系列提案，以控制所有新兴宗教团体，由宗教健康部门公开检查它们，限制他们改变他人信仰的自由。他们的这些做法有些过了头。不幸的是，这些“考特雷尔提案”(Cottrell proposals)也影响到了教会等传统宗教团体的特权，且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和《欧洲人权公约》赋予的宗教自由。整个西欧的国家教堂理事会感到震惊，并表示强烈的反对。斯特拉斯堡议会从严重错判的边缘退了回来。美国人民也有着同样的感觉，“反反邪教”团体领袖又一次找到了美国基督教全国教会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许多来自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的宗教精英大学生们的援助。世界宗教理事会和路德教会世界联合会一起，于1986年在阿姆斯特丹正逢其时地举行了一次大型新兴宗教运动协商会。这次聚会认可了“对话是没有限制的”这一观点。新兴宗教团体和世界古老信仰一样，都是对话伙伴。
　　在基督徒这边，于20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的努力公平对待新兴宗教追随者的结果之一是，我们许多人都热情地受邀访问了这些运动的总部。正是这个原因，使我首次拜访了巴克提维诺德修院，几个月后，又拜访了爱尔兰的益世康中心。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发现奉献者们深处的灵性生活，他们在实践中对生态的关注，奎师那信息转变吸毒者，甚至是爱尔兰暴力文化双方的能力。我也记得，参加过一次奉献者们与附近西多会修道院成员的见面，并彼此相互了解对方的传承。但我并非是唯一有此经历的人。在这个阶段中，一系列学术性、没有偏见的书籍和文章相继出现，纠正了反邪教运动一面之辞的宣传。
　　然而，基督徒们要全心全意地与高迪亚·外士那瓦进行对话，还需要克服一个主要障碍。这是基督教-印度教关系史中所存在的问题。天主教和新教研究印度宗教的学者们偏向于承认商羯罗的一元论或非二元论学派（Advaita Vedanta），认为它是印度教的精髓或最高的发展阶段。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最能真正展现印度哲学的派别，因此，它成为了基督教最主要的研究对象。
　　这些学者们确实非常清楚印度教中奉爱传统和有神论传统的存在。然而，某种在知识方面的厌恶似乎左右着他们对巴克提（奉爱）之途的描述。在新教方面，二十世纪早期，苏格兰长老会派往印度的传教士尼可(Nichol McNichol)似乎已经为此定了调，称对奎师那的崇拜是“无可救药的偶像崇拜”，是“感性的”，“缺乏一种启示内容”（尼可语）。这种评价被那个时期的主要传教家亨德利克·克拉美尔所强化，他宣称印度教的巴克提版本是“排外的个人主义者，在本质上是追求快乐的”（克来美尔，160页）。天主教的主要作家以相
　　似的心态描述巴克提仅仅是为“更高”、更普遍的印度教不二论教义做好准备。人们普遍认为，亨利·李·韶克斯（阿毗史克塔南达）和彼德·格里菲斯寻求不二论思想与基督教精神的融合。
　　但在这一观点中，始终存在着矛盾之处，因为这些作者经常感到，不二论在对神和人类灵魂的“人格主义”理解上需要进行矫正。因此，比德曾经写到：“基督徒必须根据我们的信仰向印度教徒表明，在对神—绝对者的终极体验中，世界和灵魂都没有失去，人格神也不会消失在非人格首神中。”（格里菲斯173页）格里菲斯的这种写法，让人感觉到他好象对外士那瓦宗著名的神学家罗摩努佳根本闻所未闻。
　　印度的其他学者，特别是基督教传教士和那些印度的改宗者对此更清楚。我先引用德国新教神学家鲁道夫·奥托的著作。1930年他在谈到印度的恩典宗教时写到，它确认了一种“赐予所有人，特别是‘灵性缺乏者’的拯救方法。”他写到，这种拯救“不是通过神秘的体验，或通过在非人格万源始因中丧失人格性得到的，而是通过巴克提（奉爱），也就是通过以单纯和诚信地接受‘主’的‘恩典’和对祂的爱的心态中臣服于祂所能达到的”。这种拯救是出于恩典的免费礼物，通过‘主的拯救力量’而赐予的。奥托宣称，“这门印度巴克提宗教毫无疑问地展现了真正的、拯救的神，并得到相信、接受和体验，无以置疑。”
　　卫理公会派传教士、早期对话先锋斯坦利·琼斯（E. Stanley Jones）也认同奥托在学术上的感知，他记录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一次圆桌会议上一位孟加拉斯瓦米的讲话：“我信仰圣采坦亚。我修习巴赞（唱赞美诗歌）……和克伊尔坦（唱颂主的圣名）……。我感觉神近在咫尺。几乎每天清晨，当我进行克依尔坦的时候，都会有这种体验。圣名哈利（Hari）给人快乐。”当时的一位印度教会领袖阿帕萨米主教(Bishop A.J. Appasamy)写到，巴克塔们（奉献者）“谈论神，崇尚祂的至善，躬身低头、双手合十地崇拜祂，以各种可能的方法与祂建立一种关系，以逐步达到一种神秘的结合。”阿帕萨米相信，只有这种人才能感知到基督教的内在精神和印度宗教思想的内在精神。
　　似乎过了近六十年，我们大多数人才醒悟到这种情感的表达。在基督教—印度教对话中，最佳对话伙伴是不是就来自那些巴克提传统呢？从我们基督教的观点看，难道我们不认为圣帕布帕德在西方人中如此英明传教是幸运的吗？难道我们不能说，神正是通过这个人的教义来提升出新一代巴克提奉爱主义诠释者吗？在漫长、波折的基督教—印度教关系中，难道这不能成为一个新的转折点吗？
　　我对这些并非修辞的问题的答案都是积极的，这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对于为什么基督教徒应该高兴地看到这一天的到来，我有以下八条理由：

（1）我们伙伴的积极性和自发性：
　　益世康奉献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甚至这之前，写的材料之多令人瞠目，表达了他们希望为基督教—外士那瓦的相互了解做出贡献的愿望。我们也许会注意到这次两篇重要的学术性文章。1986年，肯内特·罗斯（Kenneth Rose）问到，“益世康在神学上能为基督教提供什么？”（《益世康评论》1986年第二期）。尽管罗斯那时已不是益世康的成员，但他断言，基督徒们能够找到一个“和基督教一样生动和深刻的传统，绝对上帝以各种个人关系被体验着”。与这一传统的对话会说服基督徒们放下“认为与犹太教一起，是唯一与神有着历史的和经典关系的自傲及错误的主张”。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也许我们可以更好地为一种神的普遍救赎的世界性神学做出贡献。
　　同样，史蒂文·J·格尔勃（写作用名：素巴南达·达斯）于1986年向天主教会发出了“对话邀请书”（天主教会与哈瑞奎师那运动：对话邀请）。这是对一份正式的“梵蒂冈对宗派、邪教和新兴宗教运动的报告”的回应，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一般来说，与这些宗派几乎或根本没有可能进行对话。”素巴南达·达斯花了大量的笔墨驳斥了这一可能用在益世康上的观点。他特别希望强调，这种对话也会给天主教会带来益处，我们会摘出他的一些观点。针对“益世康从中能得到什么”的问题，他也平等、坦诚地给出了一些回答。他认为，益世康能得到的益处有四个。益世康成员们能够面对宗教多元化；能够从天主教会的历史中学到东西；能够接受建设性批评，以及从整体来讲，对话能够提醒人们深入到宗教生活的冥想中。
　　自从罗斯和格尔勃给予响应后，益世康通讯期刊发表了许多奉献者个人的文章，他们对宗教对话的主张非常兴奋，特别是与基督教徒们。我只举两个例子。然卓·达斯在1993年反映，益世康在许多领域都得到了这么个名声，即“属于原教旨主义组织，总是在寻找改宗者，注重自己的发展”，这是令人悲哀的。他写到：“我不相信这是帕布帕德希望我们做的。我也不相信这是我们初期所要选择的。许多奉献者象我一样来到奎师那知觉，因为它以包容，而不是排斥其它宗教的方法，体现了爱神的普遍原则。”如同益世康中许多其他人一样，然卓·达斯以前是罗马天主教徒，但并不认为自己已经从罗马天主教改宗，而是更确立了自己原来的信仰。对他来说，基督教教堂仍然是圣地，“在那儿我感觉自在。”对他和许多其他人来说，对话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在同一篇讲话中，谈论耶稣和奎师那是件乐事。
　　其他奉献者在对话的承诺上则走得慢些，特别是有犹太教或无宗教背景的奉献者。最早的宗教对话会议之一的一份报告中记载了外士那瓦为“当时的基督教会所有成员的开放和谦卑而感动”，而且对这些参与者“没有什么假我”并不感到吃惊。对于“真心愿意了解”外士那瓦哲学，他们非常感谢。根据这一报道，一些奉献者说，他们发现，在基督徒和基督教中，“敬意、欣赏和尊重”正在真实地增长着，认为对话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会是一项富有成果的工作”。
　　鉴于奉献者们的极大关注，益世康宗教对话委员会于1995年成立了。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有愿意参与对话的伙伴。

（2）基督教—外士那瓦对话积累的经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基督教团体收到益世康的第一次动议时，回应已经准备好了。于是，1996年1月，在威尔士首次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吸引了许多著名的基督徒参与者，有教会领袖、大学教师、宗教对话专家、神职人员及非神职人员，都是工作、事务非常繁忙的人，一起讨论“自我的本性”。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就办成了？我曾经写过，我们所有人都已经认识到，益世康的学者和圣哲们都受过高级训练，都是高迪亚—外士那瓦哲学非常敏锐的阐释者，他们能够向他们的西方同行们非常透彻地呈现这门哲学的最高形式。我们有机会与这些人们讨论我们通过我们的读物和研究或多或少熟悉的思想和概念。我们渴望从那些人处了解他们是如何把这些教义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实践中去的。
　　现在，这种模式在美国的许多场合中都在复制着。1996年9月，在麻萨诸塞州的东费利波特，九位来自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家们花费一周时间，与外士那瓦学者们和其他奉献者们探讨“灵魂的命运”。1998年4月，由九位奉献者和九位基督徒组成的团组首次在马里兰州的波拖马可会面，讨论的主题是“永恒的灵魂”。1999年9月，底特律地区也有一组人会面，讨论“千禧年及其之后：基督教和外士那瓦的观点”。
　　每次对话都有一种动力，推动进一步对话。在波士顿地区，普通人（不是学者）也在进行对话。从1998年起，马里兰的对话每年都举行一次，大会发言人评价说，“总是有原因会继续举行这一对话。这次会议在前几年的基础上，加强了相互信任和友爱。有非常丰富的个人分享，和富有成效的知识研究：不仅是相互学习，而且是一起学习。”
　　看上去，我们好象已经找到了一种可行的模式。每个对话案例中，做为东道主的益世康奉献者们（这是必要的，因为只有他们能够准备韦达的美味佳肴）总是热情好客、敞开心扉。每次会议，都会有优秀的学术介绍。在基督教方面，有凯斯·瓦尔德（Keith Ward）、克劳斯·克罗斯特美尔（Klaus Klostermaier）、皮特·范（Peter Phan）和约翰·萨利巴（John Saliba），在外士那瓦一方则有塔玛勒·奎师那·勾斯瓦米（Tamal Krsna Goswami）和日阿温卓·斯瓦茹帕·达斯Ravindra Svarupa Dasa，从这些名字就能看到这些对话的质量了。但主要的因素还是每次讨论都为与会者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以便听众能聆听和分享他们的灵性觉悟和崇拜体验。迈克尔·巴尔内斯（Michael Barnes）曾经对参与这种对话评价到，“这种对话似乎使头脑与心灵结合到了一起，这种场合是非常罕见的。”他的同僚耶稣会士弗朗西斯·克隆内（Francis Clooney）在谈到1996年马塞诸萨州的对话时说，那是“一次丰富和综合的活动”。现在，我们探索一下，为什么头脑与心灵结合到了
　　一起，以及这种丰富和综合的原因。

（3）一个学生与老师的社团：
　　无论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否有些荒谬，但从使命的角度看，基督教与外士那瓦彼此之间非常接近。在信仰的内心都是给每个人带来福音。我们都是受拯救之命的传教士。正是因为这种奉献和义务，我们才相互认可。同时，每位神学家都承认，神以不同的心态和形式来到其他人中。在基督教中，我们观察到神普遍智慧的教义，讲述圣灵，或圣子。基督已经在其它宗教传承中给予启示的说法在我们当中越来越普遍。无论如何，我们被要求要顺从圣灵，祂是万物之主。只有通过圣灵，才能把人们引领至神。我们无法控制改宗！高迪亚—外士那瓦
的教义则是，所有灵魂，无论是什么宗教背景或文化背景，都是主奎师那创造的，与祂有着永恒的关系。我们听说，在外士那瓦传承中的转化基于认可奎师那，而不是奉献者传教士，是伊斯瓦尔，即控制者。这种教义给予其他人确立自己地位以空间，而高迪亚—外士那瓦也确实始终承认，宗教多样化是正常和健康的。此外，虽然一些印度人确实把印度教定义为血缘宗教，但外士那瓦传承几乎始终有着更普世救赎的观点，几百年来一直欢迎非印度人、非印度教徒加入。由此，高迪亚—外士那瓦的教义支持与其它宗教传统对话及合作。
　　但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认可一个新的因素，即益世康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外士那瓦团体，现在刚刚开始明白它秉承天命，让西方人了解印度哲学和灵性知识。由于益世康奉献者大部分是西方人，他们有着特别的机会，确保外士那瓦在西方能够得到真正的了解。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必须打开所有大门，以便让更多的基督徒们能尽可能地利用这一学习的机会。
　　基督教徒不必因此担心这会是一种单向进程。益世康指南讲得很清楚，他们也感到可以从基督教生活和实践中尝到很多东西。但不仅仅是指南清晰地阐明了这点，奉献者们也已经证明了他们对基督教客人的接受。譬如，朱利叶斯·李普诺（Julius Lipner）为了参加一次交流研讨会而参观了比利时益世康“茹阿兑施”中心，并做了报道，他描述其为“真诚的坦率”：
　　“我被友好、信任地带了进去，有点儿受宠若惊。我可以随便参观，和任何人交谈，可以畅所欲言……。奉献者们没有任何拘束，好象认识到这个机会的重要性。在一次交流会上，大家交流非常活跃，温馨融洽，抓住机遇，塑造未来。”
　　朱利叶斯·李普诺在与益世康谈论面对女性奉献者的地位与角色的问题，和考虑益世康的孩子的地位时，展示了他直言不讳的能力。但是我们做为参与正式对话的人们也希望被问及有关实践和信仰的问题。

（4）在神学上相互质询的对话：
　　在威尔士，在麻萨诸塞州，在马里兰，以及底特律的讨论会中都展现了这种坦诚。做为准备对已经明显确立的立场重新审议的例子，这里有一个威尔士周末讨论会上提出的问题清单：

　　◆化身在外士那瓦哲学中到底有多重要？
　　◆化身永远不能写在基督教的议程中吗？外士那瓦的议程上可以没有化身吗？
　　◆我们所说的永恒是什么意思？
　　◆所有灵魂都将得到解脱吗？或者，有些灵魂可能永远无法得到解脱？
　　◆复苏到底是怎么回事？
　　◆灵魂与精微躯体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躯体的本质是什么？
　　◆精微躯体和我们所认同的“我”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解脱之后，还保留什么？体验到什么？
　　◆什么是神的王国？
　　◆时间有终点吗？或者时间是循环的？
　　◆“新天/新地”包括整体解脱，还是只是个体的？
　　◆化身和灵性平等的概念如何适用于我们所遵守的社会等级制度？
　　◆如果我们认为灵魂和躯体不是分开的，在我们与他人交往的时候，是不是就不会失去社会政治空间了？那种观点会不会让我们抛弃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难道它不会对生态管理产生影响？
　　◆外士那瓦们如何对别人谈论死亡？
　　◆对一个临终之人，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安慰之语？
　　◆我们的牧师会怎样谈论死亡？在劝说儿童和老人上，会不同吗？

　　这类问题的提出显示了不寻常的信任层面。提到议事日程上的这类问题，以及许多其它问题，给我们双方团体都提供了一个进入未来的严肃的计划。

（5）在对敬神和灵修的贡献中，相互促进：
　　最近的基督教—外士那瓦对话也凸显了相互间对对方敬神和灵修形式的浓厚兴趣。确实，在双方对话中一再表现出，参与者不汲取各自传统在团体和个人的宗教资源，神学对话就无法取得成果。加文·德·科斯塔（Gavin de Costa）在评论威尔士对话时写到：“欧洲益世康奉献者在礼拜式庆祝活动中的团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无论是梵文还是孟加拉文，他们都懂得他们的奉爱和唱颂歌曲，以一种美丽和动感的姿势为奎师那跳舞，”并于之后反映，他已经从理论到实践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称赞这种不以文字呈现的聚会”。在祈祷时和表演时相互见面的机会使我们的相见融为一体。弗兰西斯·克隆内（Francis Clooney）也注意到，当我们一起转向对上帝的崇拜时在对话团体中深刻的凝聚力。他在波士顿会议记录中记述了“当我们一起祈祷和唱颂基督教诗节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对神赐予我们的恩典感激不已：

　　我们在此已一万年
　　光芒如太阳一样耀眼
　　和最初相比
　　我们能赞美上帝的时日已不多”

　　这种体验真正使基督徒和外士那瓦能够心心相印地倾谈，并铭记双方传统中在灵修生活上冥想的重要性。正如史蒂文·格尔伯格几年前写到的：“对于在一个象益世康这样高度充满活力的传教组织来说，机构性生活的活跃和‘繁忙’的一面会使灵修生活内在和冥想的方面黯然失色（有时几乎是消隐了），而没有这方面的生活，外在的活动就会变得轻浮、机械和以自我为中心。”接着，他认为，有系统的内省和冥想生活，如天主教修道院中的那种，能够提醒奉献者在奎师那知觉生活中奉爱反省和祈祷的急需性。我们做为基督徒，也不应该
过度地陷于活动和事务中。

（6）为了世界举行对话：
　　基督教—外士那瓦对话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共同关心这个世界的认可（有时双方都感到吃惊）。确切地讲，如果我们双方不能够因人类灵魂的迷失而深有感触，那么我们的福音传道都没有意义。耶稣关怀“迷失的羔羊”，圣帕布帕德及他所代表的传承对所有那些不信神、不相信神会带来快乐的男男女女们表示了极大的慈悲。西方无神论的物质主义者需要在各个层面受到挑战。这也是外士那瓦阿查尔亚巴克提维诺德·塔库尔（1836-1914）所传达的信息，他教导说，外士那瓦的敌人不是其它宗教，而是无神论。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和外士那瓦非常接近。
　　但我们都认识到，在西方社会中恢复对神的信念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我们在对话中都同意，在挑战西方主流价值中，我们彼此需要对方的支持。克劳斯·克罗斯特梅尔（Klaus Klostermaier）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第一次麻萨诸塞州会议中的几个发现：
　　外士那瓦和基督教都必须在当代心理学和神经学的背景下，重新考虑他们传统的教义，以当代的术语重新概述它们的形而上学。他们必须在不放弃教义中所表达的永恒的内在精神下认识到传统教义的历史文化局限性。外士那瓦宗始终被认为在神学和仪式方面非常接近基督教。有可能找到一种共同语言解释灵魂与命运，在宗教上激发二十世纪末的众生。
　　现在，那个世纪已经翻过去了。紧迫性似乎更大了。我们面临着新的千禧年。我们也许会深切地希望，在英格兰的牛津有一个新的开始，为了整个世界带动我们深入到新的思想中。

（7）针对世界神学的对话：
　　今年是致力于宗教对话关系的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威尔弗雷德·坎特威尔·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1916年出生）的忌日。早在1959年，在一篇宗教比较研究的论文中，史密斯就描述了西方学术的传统形式是“‘它’的非人格呈现。”然后，发生了一次伟大的改革，他称之为“信仰的人格化，这样我们就能够讨论‘他们’”。“目前，”他继续到，“观察者能亲身参与，这样，现实是‘我们’之一在谈论一个‘他们’”。下一步是，“我们”与“你们”的对话。如果有倾听和互动,就可以变为“我们”与“你们”的“谈话”。在这一点上，对话双方相互告诉对方，“这是我们见证到的真理，这是神为我们做的；告诉我们你们见证了什么，神为你们做了什么。”看上去似乎“我们基督徒们”和“我们外士那瓦们”都毫无疑问地达到了这个层面。但还有更高的层面没有到达。在史密斯的术语中，这就是当“我们所有人”相互之间都在谈论“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能够能够开始阐明一种神学，在世界历史中，它谈论的是同一位主与祂所有仆人的关系，父母与他/她的孩子的关系的时候。也许，一般信仰宗教的人们很难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神学观。但如果这样一种神学观能够实现，那么在未来的千禧年中，那些关系已经密切的基督徒和外士那瓦们肯定会是在人类理解自身的根本转变过程中的伟大催化剂。当那天到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欣喜地看到，神是如何眷顾人类整体的。

（8）对话在建立友谊中具有绝对价值：
　　我们会列出一些参与宗教对话的原因。它们有助于驱散宗教狭隘、打破观点僵化、摧毁仇外心理。我们已经强调过，对其它宗教传统不断增加了解必须能使它本身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内省，更加细察，加深一个人本身的灵修。我们还强调，对话还能增加对神普遍的救赎恩典的了解和感恩。但还有一件事要说，即：宗教对话有它自身的绝对价值，应该出自它自身的原因而参与。对话是关于人类最高渴望——友谊的，正如二十世纪中期英国哲学家约翰·麦克穆瑞（John Macmurray）写到的：
　　“所有有意义的知识都是指向行动的，所有行动都是指向友谊的。”两个社团都如此正确地感觉到了这点，因为两者的神学观都把爱作为神的基本属性。因此，益世康作者和教师然卓·达斯将其于1994年在巴克提维丹塔修院举行的一次宗教对话上所呈现的讲话命名为“寻找最亲爱的朋友”，他感人肺腑地用这一术语描绘了与神的关系。基督徒们都会记得在《圣经·约翰福音》中耶稣的话：“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15.14)如果基督徒是耶稣的朋友，那么我们就是一切众生的朋友。奉献者用同一种语言讲话，益世康新指南的“原则”是非常清楚的，即：奎师那的朋友在个人友谊中是正直的、真诚的、恭敬的和宽容的：“我们可以没有哲学、仪式和机构而生活，但我们不可能没有与奎师那和祂的奉献者的爱及服务的关系。”然卓·达斯在第二篇文章中扩展了这个观点，它意味着与追随其它方法和道路的人的友谊，圣帕布帕德称其为“奉献者联盟”。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外士那瓦与基督徒之间深厚和真实的友谊的建立不啻是宗教友谊新时代的征兆和奇迹。愿这种友谊在这个新世纪中得以发展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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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肯尼斯·克莱科内尔先生目前是美国弗特沃尔斯的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布莱特神学校的著名教授，主讲神学和宗教关系。1978年至1988年，曾任职于英国教会，主管宗教对话工作，后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七年。